offscreen是SCREEN介面今年夏天的放映活動，這一系列的藝術家對談旨在探索影像藝術家對於鏡外場的思考。1986出生於首爾的車在民對於個人及國家之間錯綜的歷史議題非常敏銳，她將談論非紀錄片的影像如何喚醒歷史與個人記憶。
It Is Not A Question But A Balloon
It Is Not A Question But A Balloon. HD video, color, sound, 7:39. 2010. © 2015 Jeamin Cha.
李雨潔(YCL): 我們先談第一個影像作品It Is Not A Question But A Balloon。你是怎麼開始跟林秀卿這位過去曾是異議份子的南韓政治家合作的? 她最有名的是在1989年參加了第十三屆在北韓舉行的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這在當時是違反南韓法律的，所以在她回到南韓的時候入獄了一段時間。她為你這個作品錄製的獨白，是來自她自己寫的腳本嗎？
車在民(JC): 這個作品的創作動機來自於我對韓國386學運一代的好奇，他們在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受的大學教育，然後1990年成人。 1980年代是個黑暗時期，當時南韓的獨裁政權打壓以學生為首的光州民主運動。林秀卿在24歲的時候去了北韓首都平壤，參加了第十三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在那之後由於違反國家安全法入獄了一段時間，並且後來不斷受到右派人士的譴責。我在想，1989年林秀卿去了北韓這件事，只是南北韓關係時間線中的一小點嗎？或者它實際上代表了上個世代年輕人與大環境的掙扎？我們這個世代要怎麼看待南北韓的歷史？當這些問題浮現，我也看到我與林秀卿這兩個世代之間的代溝。在我找歷史資料的過程中，我開始用我的情感去想像他們那個時代，當她跟我一樣大的時候經歷了哪些事。
那段獨白是林秀卿對著一手提無線電話機錄下來的聲音，透過她的敘述重現了1989年六月到八月發生的事件，內容是我從1989年關於她去北韓此一事件中的新聞報導中摘錄出來的，時態包括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她在1984和1989這中間接受了很多媒體訪問，我從不同的報章雜誌當中找到當年的這些報導，她在獨白中給母親的那段是從她的一封家書中摘錄出來的。 她在離開南韓的時候留了那封信給家人，之後它在報紙上發表了。
YCL: 你是怎麼看林秀卿在這個作品中的複雜角色？一方面為故事的主角，一方面為表演者？
JC: 林秀卿在我三歲的時候(1989年)還是一個年輕女學生，她當時隻身前往德國去追尋韓國統一這件事。後來在2010年，也就是我2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見到林秀卿，她對我這個年輕學生很親切，那時她才歷經喪子之痛，一直處在遠離人群的狀態，我花了很多時間與她溝通，討論她這段去北韓的歷史。但當時她不願對我打開心房，因此我最開始放棄了請她錄音這個想法，後來有一天，我在我的個展開幕前一天接到她的電話，我跟她在大邱
的海印寺聊了大概24個小時，之後她才同意在這個影片裡擔任旁白，我記得我是在回到首爾的火車上剪輯這段錄音的。老實說，我跟她的關係不像是藝術項目上的合作，我遇見她的時候她是事件的當事者，並且她並不把我當成藝術家。
YCL: 你可以談談這個影片裡用的氣球嗎？我們可以把它的移動看作是一個越界嗎？或者說它代表的是年輕一代無所適從，不知該往哪一邊站好的情形？
JC: 這個氦氣球其實就是南韓某些民間組織用來發散傳單到北韓用的那一種，這些組織都極右，他們在南北韓停戰線邊發散這些批評北韓，讚美資本主義，這些氣球停靠的時間地點被很多不同因素左右者: 上面綁的計時器，天氣，風速還有風向——總之不受人為控制。但那些放氦氣球的人希冀氣球會停靠他們心中所想的地方。這好像一種現代主義的前進式的思考方式: 有一個既定的目標。這個影片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一個問題，第二部分重點在氣球本身，在第一部分，畫面上有一綁著傳單的氣球直線前進，這些傳單的重量防止氣球被風吹走。在第二部分， 氣球不再攜帶傳單，沒有重量限制它自由地在首爾上空漂浮，好似去掉所有意識形態了一樣，它跟著風飛翔，沒有一定的終點，我覺得這些傳單代表了我們這個世代面臨的政治壓力。
YCL: 這個氣球的移動還有旁白的內容之間有一個落差，這種落差好像對你的影像作品很重要，你怎麼鋪陳這種鏡外場的部分？
JC: 這個影片就像是我這個世代的獨白，我自己就常常忘記了我們韓國人還生活在分裂的兩個國家裡。我拒絕全盤接受官方版本的歷史，我在想，我可以透過我個人的歷史來回憶過去嗎？我想將我個人的經驗作為詮釋歷史的一種主動方式，於是我想製造一個事件它是悖離線性時間的，所以我拍攝了這個綁著計時器航向未知的氦氣球，計時器還有它的飄動代表的是一種線性思考，但是旁白的描述是混合了不同時態。對我來說，時間對於畫面上還有畫外的活動都是重要的，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一種當下的轉喻。
Hysterics
Hysterics. HD video, color, sound, 7:06. 2014. © 2015 Jeamin Cha.
YCL: 你在筆記裡寫了創作這個作品的狀態是想要「將『無意義』搬上舞台，將歇斯底里作為戲劇場景，白紙與其它燈光互動」，你怎麼定義劇場，還有這個影像呈現一個光的裝置，還是更多的是攝影者的心理狀態？
JC: 簡單來說，白紙代表著無意義，閃爍不定的黑光在紀念著犧牲者。
YCL: 談談影片結尾的那首歌?
JC: 我的朋友Minwhee 寫的音樂，我填的詞，我請她寫一首歌，獻給那些問題得不到回應的，還有失去家人的人們。
YCL: 歇斯底里狀態或者那地上的人體與海涅(Heinrich Heine, 十九世紀德國詩人) 的詩關係是什麼?
JC: 對我而言，海涅的詩是Hysterics 這影片最好的背景，這詩就像Autodidact 中許先生的故事差不多的功用，那個無法辨認的人體代表的不只是死亡，例如說他還可能代表許先生的兒子。
Autodidact
Autodidact. HD video, color, sound, 9:50. 2014. © 2015 Jeamin Cha.
YCL: 你是怎麼開始跟許先生(Youngchun Hur) 合作這個計劃的？他的兒子1980年代的時候在軍中死亡，原因不明，他堅持這非自殺，並且花了大半輩子想在法庭上證明這一點，從那時候起他自學法醫鑒定，他對於影片中呈現的這些材料有主控權嗎？
JC: 許先生很深地參與了這個影片的製作，他原本是養殖海帶的漁民，他兒子過世三十年之後的今天，他成為一個政治人物，抗議者，寂寞的心碎的父親，他也是一個韓國的政治受害者家屬組織的代表，我覺得他的聲音呈現出他的生命故事。
我曾經做過 LIG 藝術中心出版的雜誌記者，當時我去採訪許先生，因而認識他， 當我在整理採訪稿的時候被他的故事深深震撼，所以我請他查閱他三十年來為了學習法醫鑑定整理的本子和材料，總共有八十本書和二十本筆記，我花了時間看了材料並且選擇了部分請許先生在影片中讀出來。
他明白我會選擇一些作為影片的材料，但選擇權在我，我也跟他解釋了我是在做一個錄像藝術作品，並且它如何與新聞紀錄片不同。我希望為許先生開出一條道路，而不是只給他一個麥克風。如果這個影片的目的只是介紹許先生給大家，那我大可用別的途徑: 例如公開演講，出版物，或者抗議活動，而我也會給他更多決定怎麼使用這些材料的權力。
YCL: 你覺得這個影片具有紀錄片特質嗎？
JC: 不，這個影像作品不是傳統的紀錄片: 它的確呈現了一般紀錄片會有的材料，例如手稿還有當事人的旁白， 但是我避免直接呈現許先生的臉或者他的痛苦，我的目的是要超越情感，所以這與一般新聞紀錄片的方式不同。
YCL: 政治屠殺是最近在才在韓國成為視覺藝術的主題嗎？藝術家Minouk Lim在光州雙年展呈現的作品Navigation ID. (2014) 深具爭議錄片，她與那些在韓戰還有其他政治事件中犧牲的人們的家人合作行為藝術以及紀錄片，其中包括晉州鈷礦事件家屬，這些屠殺事件都是不被南韓政府承認的。在光州雙年展廣場上她展示了犧牲者的遺骨還有他們的家人，並且舉行了葬禮儀式。你對於她的作品，還有你與許先生的合作中的倫理問題有什麼看法？
JC: 我很敬佩她的精神與熱忱，我認為她很勇敢地幫這些犧牲者與政府溝通，但是我也疑惑，為何這些犧牲者的家人必須在這樣的行為藝術中露臉呢。我是避免這種方式的，我想要呈現許先生的故事，但這不表示我應該呈現他向大家哀求的這種畫面，奇觀會喚醒同情心，但是當這種視覺效果達到的時候就馬上退去，我覺得視覺藝術的力量往往大過傳統的倫理道德，當然有一些藝術家就會去嘗試一些危險的，受爭議的議題，去試底線在哪。
只有在藝術家與他的合作對象居於平等的地位的時候，我們才能團結起來，我是指藝術家以及合作對象的心理狀態需要平等。 有些藝術家權力太大，所以他們不注意這種團結，我覺得應當先尊重合作對象的狀態和你作品的主題，這時候我們才能夠尊重藝術家的藝術語言。
YCL:在這個影像作品中，是否聲音比影像重要？ 尤其對於不是韓國人的觀者來說。
JC: 對的，其實對於所有人來說，它的聲音是比影像重要。影片中呈現的手稿是片斷的句子，韓國人能讀懂但是意義串不起來。
YCL: 你將同一個影像重複播放兩次，配上不同的旁白聲音，你想要達成什麼效果？
JC: 這兩段旁白，一段是許先生本人錄製的，另一段是一個二十出頭歲的年輕人的聲音——後者跟這一事件其實完全沒有關係。這是想藉由閱讀本身，還有第一個旁白(即當事者)的聲音，以及他者的聲音來思考「他者」的發聲。當我們聽到那個他者的聲音，眼睛看的是一樣的影片，好像原先這個影片講的故事就變得很難理解了。 我覺得反正試圖了解他人的行為往往是注定要失敗的，但這種失敗是我想要的，我想要討論這種他人痛苦的不可被理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