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軍，《綠窟窿2》，2016，帆布、繩子，750 x 120 x 120 cm，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Asian Dope Boys現場
進入《原地前進》的觀眾們首先會在貼著巨大海報的空間中駐足，新晉“廠牌”Asian Dope Boys將他們鮮艷浮誇，但又質感粗糙的club海報張貼於地面和牆體之上。而隨著向空間內部深入，觀眾會撞到上海藝術書分享空間Closing Ceremony的展牆，上面並置著他們出版的藝術書籍和與之相關的健身器材，你無法判斷自己究竟是身處club的入口、圖書館還是健身房。在開幕當天，香港的兩位年輕女性藝術家（COME INSIDE小組）開始了展廳內的“街頭”推銷，她們身著迷你裙，向觀眾推薦著一款被粉紅色覆蓋的、名為“愛的午餐肉”的APP，這款現階段免費的智能軟件能夠根據用戶心情好（happy）壞（sad）推送與之相對應的短信息，以強化用戶當時的情緒。
《愛之午餐肉》，2017，移動APP，展銷台，海報展架，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在當觀眾將這些作品理解為消弭藝術與生活界線的一種嘗試，同時將自身考量為對這些時髦作品進行快餐式消費的群體時，在長征後面展廳迎接他們的是另一批較為嚴肅的作品：比如劉韡的裝置，趙剛和高露迪的繪畫，以及約翰·傑勒德(John Gerrard)的錄像——他拍攝了哈德遜河和泰晤士河，之後用電腦作出了浮在水面上的倒影和五顏六色的汽油痕跡。它們又將觀眾拉回到一個具有詩意、同時和現實帶有某種間離感的環境中，與另一種類型分庭抗禮，不斷擠壓著觀者。
約翰·傑勒德，《旗子（泰晤士河）》，2015，LED板現實模擬、鋼框
《原地前進》實際上是一個頗為吊詭的展題，它既不是原地踏步，也不是線性地走向前方，而更像是一個處於跑步機上的狀態——人們的前行體現在跑步機哩程、速度和心跳頻率的波動中，而另一方面，運動者在物理空間上並沒有任何實質的移動，只不過是在同一個地方反覆踩踏而已。在人們得意於自己在這台機器上的消耗之時，跑步機上的數字已經取代了真實的前進狀態以及變化著的沿途風景，成為一種可統計的“新風景”。這些“風景”由於表達的精確而得以被量化、被控制、被累積，仿佛工業化生產的步驟。
尉洪磊，《在路上》，2016，雙通道彩色有聲高清錄像，16’00’’，圖片由藝術家及天線空間提供
於是，我們不妨也將本次展覽當作是一次有關當代藝術“新風景”的彙總。由十二組藝術家／藝術小組作品組成的“風景”正是未以數字化形式顯現的符碼，它們囤於已經編織好了的話語和方法論中，比如近些年在中國重新流行開來的“壞畫”（bad painting）概念、流行文化的介入、以及前文提到的體制批判實踐。
按照策展人岳鴻飛的說法，我們在潛意識裡已經進入一種“人人皆為共謀”的狀態，即所有人的所有行動都在幫助整個大體制／大生態的形成，正是這種共謀造成了藝術界“原地前進”的現狀——一個確實是在不斷運動著的循環，藝術家的個體創作與整個藝術界的運轉方式（例如藝博會和雙年展）似乎都已經進入了一種被動的疲態中，這在當今的中國尤為明顯。在某種程度上，這令人聯想到2015年中國政府提出的“新常態”一詞，這同樣是一個自身有些矛盾的術語，也是在面對某種情況（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轉型期以及與之相關種種問題的一種反應。這些問題並不是沒有解決方案，只不過解決方案本身即是一項需要不斷推動的、長期且復雜的工程。同理，藝術界中“原地前進”西西弗斯式的循環在短時間內也無法解決，或許也無需解決。如果職業化的藝術工作者們不停地重復這些概念、實踐和方案，也許有一天它們會自動走往新的形式，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多重“風景”依舊蘊藏著多種可能性。
山河跳！ 現場圖片
藝術小組“山河跳！”的占卜似乎是這個展覽的一個完美結語。作為一種當代流行病，占卜是人們無論信奉與否都可以參與的一項活動。在展覽中，雙胞胎藝術家創造的簡易占卜法提供了一種最輕鬆了解未來的方式——你只需拿出手機，心中默念問題，向高速播放、令人眼花繚亂的視頻按下快門，抓拍一張卡牌即可。在藝術家簡單布置的紅色“結界”中，觀眾能夠根據牆上的提示而自行解牌，依照現狀進行闡釋。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占卜能用短短幾個可被無限延伸的概念讓每個人都心滿意足。於是，在被“原地前進”這種焦慮所統治的藝術界中，恐怕只有超驗的方式可以對其進行一種緩解和釋放。
趙剛，《情人》，2016，布面油畫，200 x 160 cm，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原地前進”
Asian Dope Boys、Closing Ceremony、COME INSIDE(麥影彤+黃嘉瀛)、高露迪、約翰·傑勒德 (John Gerrard)、劉韡、谷口瑪麗亞(Maria Taniguchi)、麥特·侯普(Matt Hope)、山河跳!(黃 山+黃河)、尉洪磊、張新軍、趙剛
策展人:岳鴻飛(Robin Peckham)
2017.3.4 – 5.7
長征空間,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