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生・衍續：竹圍工作室的根系網絡與文化實踐

王聖閎：我非常感謝剛剛局長的那番話。我想到對蕭老師的感受：一個人可以成為一個團塊，這個團塊可以再成為一個空間，甚至成為一個網絡。臺灣當代藝術有這樣的能量——它並不是把光環歸到一個人身上，而是真的可以嘉惠整個環境，變成文化沃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請來的講者，或多或少都參與或書寫過這個歷程。我們想透過今天的座談，請他們各自分享一段跟竹圍的交會，或是參與過程中感受比較深刻的故事、記憶——分享他們所認識的竹圍精神是什麼。

竹圍的成長軌跡：從替代空間到國際網絡

姚孟吟：大家好，我是姚孟吟。我自稱最資深，是因為我從1998年藝術村的研究案開始，就加入竹圍工作室的團隊。在那之前，竹圍工作室雖然1995年就成立，但行政業務都是蕭老師找北藝大的學生來幫她共事；開始做藝術村這個案子之後，才重點式地投入資源，有了兩位全職工作人員，我是第一位加入的。當然我們不是只做研究，而是做所有蕭老師想做的事情——藝術村的研究、智庫的成立、華山藝文特區的爭取，還有竹圍作為替代空間的展覽，都在我們的業務裡。我常說自己很有幸參與這樣的歷程，好像坐在雲霄飛車的第一排，有機會見證整個社會急速轉變的一些轉折點。

姚孟吟於座談發言。攝影：王俊棠

在準備的時候，聖閎老師問我：你對竹圍有什麼比較總結性的說法？我等一下會說明，但還是想先感謝中央大學的研究團隊。蕭老師離開之後，彥慈攤開來給我看——老師找了這麼多人來做資料庫的整理，但真的是千頭萬緒。對很多人來說，竹圍工作室是一個很不具體的樣貌：大家講到竹圍就想到這是一個藝術空間；我們甚至常接到奇怪的電話，問你們那邊有做窗簾嗎？早期到2006年做國際交流的時候，很多藝術家、很多單位來談交換，但那時蕭老師去做了很多組織的理事長，工作室又面臨土地上廟公的事件，其實不方便接待藝術家。所以就變得很奇怪：我們不是典型的藝術空間，卻一直在跑研究案；我們不代表政府，卻又自稱民間智庫；而我們到國際交流的時候，其實也代表了臺灣的聲音、代表臺灣的藝術家——希望透過一點一點的踩踏，把臺灣的藝術家送出去。

回過頭來講資料庫這件事。當彥慈說他們要做資料庫的時候，其實我很擔心的一件事情，是因為我們越做越多的時候，很多部門都跟我們說沒辦法收這些資料——不知道這些資料留下的意義在哪裡、要給誰看。我覺得所有歷史資料都需要透過他者的觀看才會成立。就像很多我們工作時候的照片：因為自己投入其中，如果沒有任何記錄下來，這件事情就好像不存在；我今天拿出任何的檔案，好像也不能代表什麼。早期做出版的時候，蕭老師一直很強調：一張照片可以替代千言萬語。今天時間有限，我就找了四張照片，把竹圍分成兩個時期來介紹。

第一個時期是1998到2006年，竹圍主要在做的是健全藝術文化發展環境跟國際網絡的建置。左上角這張是竹圍工作室在臺北市漢口街的第一個辦公室。可以看到蕭老師非常愛檔案——我們開始做研究的時候，她第一個買的就是OA檔案櫃。這些檔案櫃現在都還在，甚至有一部分搬到她家去了。我們會用資料夾整理所有收集到的藝術村資料。這些紙本資料，很多以現在的角度來講可能已經失效了，因為很多藝術團體現在也不存在了——這些資料重不重要很難講，以現在的角度來說，它是可以被淘汰的東西。所以讓大家看一下當時的工作環境：就是這個辦公室裡，三個人一起工作。

再來是蕭老師一直心心念念的華山藝文特區。現在很多人看到的華山，已經跟我們剛進駐辦公室不一樣了。當時，樓下還有晚上才營業的快炒店或羊肉爐，是一個很複雜的綜合環境，晚上有點詭異，我們就在一個小小的辦公室裡討論事情。這張照片應該是1998或1999年，剛拿到華山經營權的時候；我們拿到一筆修繕補助，修了廁所這些最重要的設施。這些都是當時竹圍和蕭老師很重視、願意投入時間精力去做的事。竹圍1995年成立時提供空間，也是要回應當時整體藝文環境的需求：提供陶藝家可以安心創作的地方——瓦斯窯在市區有安全性的問題；後來也因為當時所謂另類空間、空間裝置藝術的大量需求，藝術家樂於挑戰提案，我們把展覽空間提供出來。如同蕭老師一直提到的：竹圍工作室提供給藝術家的，是空間跟時間，作為他們創意發想的環境。對竹圍之外的整體大環境，我們也願意投入蕭老師擁有的資源——人力、網絡上的連結，她願意去突破、打通關、做協商。在華山藝文特區的爭取前提下，我們成立了視覺藝術聯盟，把視覺藝術創作者的聲音集結起來，連結其他文藝團體，一起在華山這邊發展。

第二個時期是2006到2021年。這張照片是解決了廟公對工作室的騷擾問題之後，我們重新搬回工作室，從兩個工作空間擴充到四個。這段期間我們也結合當時淡水剛成立的古蹟博物館，集結在地文化發展的能量，一起做在地的推動——等於是把過去國際連結和國內網絡互動的許多想法，放在竹圍、放在淡水，作為概念實踐跟行動的基地。這張是2006年完成亞洲藝術網絡的建置之後，亞洲區域許多獨立空間同意一起成立的 Intra Asian Network，促進亞洲區域內的互相交流，後來成為竹圍推動許多亞洲網絡的基礎。右上角這張是樹梅坑溪計畫前期，我們跟在地頭人和文史工作者一起去溯溪的早期照片，這大概是在2009年左右，我們開始去理解溪流在在地生活場域裡扮演的角色。之後的竹圍工作室，我想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了。

與蕭老師工作的三個「後遺症」

李曉雯：大家好，我是李曉雯，目前在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服務，2011年到2017年在竹圍工作室服務。今天看到非常多的老朋友——很多早期跟竹圍發生關係的實習生、工讀生、當時的藝術家、藝術行政。我的題目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但我發現我很難只有一件，我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所以歸納了三個——我把它們叫做在竹圍工作室的三個後遺症。

李曉雯於座談發言。攝影：王俊棠

第一個後遺症：蕭老師有非常強烈的資源回收行動。她強調我們要用行動證明一切。只要在竹圍工作過的人都知道，她一定會做資源回收、一定會收東西，所有東西一定會用到最後一刻。她的辦公室永遠收不乾淨，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分類、怎麼收她的這些材料。這件事一直到現在——我雖然離開竹圍這麼久，但每次拿到一張紙都想說，它背面還可以用；背面用完之後，這個膠帶還可以用。所以就囤了一大堆東西，變成有一點類似囤物症的狀態，嚴重影響我現在的生活。

第二個後遺症，叫環境恐慌症——在場會笑的人一定是有親身經驗的。蕭老師非常關心我們周遭的環境。竹圍工作室淹過水，很多人都涉水進過工作室；從捷運站走到工作室這段路，下大雨也好、颱風天也好，反正都涉過水，所以我們對環境的敏感度很高。早期工作室沒有冷氣，買一台冷氣機都要考慮半天；有同事在暑假的土基舍工作，冷氣開了、溫度測出來還是三十度，她就在那裡工作了一整個暑假。我們開了冷氣會有罪惡感，覺得增加了電費、消耗了電、增加了碳排。在竹圍工作室，我們有一種很強烈要維護環境的責任感。老師甚至有一次跟我說，上次接待的藝術家不太行，因為他洗碗的時候水開太大，讓她覺得不太能接受。我後來理解為什麼——她曾在新加坡工作，水很重要、水很貴、電也很貴。她常說臺灣的水電太便宜了，造成大家用得很大方。她在生活中非常在意也非常落實這件事，所以在她身邊工作的人都有這個經驗。到現在，我在家裡開冷氣開到二十八度以下，都會覺得：我今天好像又為地球製造了一些二氧化碳，有點難過。後遺症到現在還在。

第三件事：蕭老師說她是打不死的蟑螂。她說做不動沒有關係，你要學習蟑螂的性格——不斷地去做、不斷地去問、不斷地去衝撞。有一次開會她說，你們募款不夠認真，應該再去跟政府要錢、去跟政府衝撞。我那時候想：有那麼容易嗎？她說沒關係呀，你就要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樣往前衝。所以我現在也在努力成為一隻打不死的蟑螂。蕭老師是一個很急性子的人——她年紀比我長很多，可是一年出國六到八次。每次跟她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我都覺得好累，那個累不在白天的會議，而是晚上睡覺的時候，老人家可以一直講話講到半夜兩三點，隔壁鄰居敲牆壁了她還在高聲講話。她那時候六十幾歲，衝力十足；我四十幾歲，永遠拚不上蕭老師的鬥志跟精神。

這些點點滴滴，一直到現在還影響著我的工作態度、工作價值和對事情的看法。我一直在回想：為什麼竹圍工作室這麼辛苦、流血又流汗的地方，可以吸引這麼多年輕人成為她的追隨者？我覺得是一件很強的事情——她對社會的關心。她永遠不忘記，我們就是地球的一份子、環境的一份子。不管是竹圍的工作、樹梅坑溪的工作、淡水河的工作、臺灣的工作，甚至國際的工作，她都認為我們是整體環境的一份子，每個人都應該做出自己該做的事。這是蕭老師給我們很強的一個信念。即便我們現在的生活薪水不高、工作壓力很大、工作份量很多，但這個信念一直帶著我往前走。這是我對竹圍工作室印象最深刻的事。報告完畢。

生存的系統：藝術家的搖籃

王德瑜：謝謝邀請。剛剛兩位提供的是行政的觀點，我應該是受惠於竹圍工作室的創作者之一——我也覺得現場應該留一點時間，讓在座的老朋友、藝術家朋友們也可以分享。剛剛孟吟講1998年漢口街的工作室，其實我去過。那時候《藝術創作與交流的磁場—全球藝術村實例》這本書，我是美編。剛畢業時一邊創作、一邊接案為生，做美編的過程，我也順便知道了原來有這麼多地方可以駐村。如果沒記錯，那時除了吳瑪悧老師幫忙整理編輯之外，蕭老師跟瑪悧老師還順便成立了一個女性藝術家協會——討論這件事情的同時就成立了，我也很莫名其妙地成為創始會員之一。這些早期的事情，我覺得很奇妙。

這次展覽以紅樹林作為主視覺，我覺得非常棒——不只因為竹圍工作室在邊緣的位置、跟淡水河流域水筆仔的呼應，也包括我們很多本土的藝術家。1995年的時候我是新樂園藝術空間的創始成員之一，當時大家都知道，替代空間一直有空間需求的問題，所以我們還去竹圍工作室談過是否有合作的可能。剛剛講到紅樹林這個意象很好：它在一個特定的地點，創造了一個生存的環境。這裡講的是根系，但我覺得它就是一個生存的系統。我們這些藝術家沒有什麼資源，而像蕭麗虹老師這樣的一個機構——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個人的機構——卻像紅樹林的根系一樣，在這裡創造了一個生存的環境。我們就很像裡面的招潮蟹，可以開心地在泥灘裡活動。她幫我們開闢出一個環境，讓我們在裡面生存。

王德瑜於座談發言。攝影：王俊棠

1998年《君自故鄉來》，是徐文瑞策劃的展覽，我是參展藝術家之一。展出之後蕭麗虹老師打電話跟我說：大家都找不太到竹圍工作室的位置，你這件作品要不要就留在這裡當作我們的招牌？我們可以告訴大家，這條小路走著走著會看到一個廠房，屋頂上有一排椅子——這裡就是竹圍工作室了。我想：太好了，留下來我就不用處理它了，展完直接留在屋頂上。事實上工作室應該幫我翻修了好幾次——展出那一年颱風就吹倒了一次，過幾個月我去修了一下，後來又被颱風吹壞。總之在我印象中，蕭老師把它修復了好幾次，讓它一直留在工作室屋頂。那是我第一件被收藏的作品。那也讓我覺得：哎，我好像是個藝術家了——忽然間從一個打工仔變成一個藝術家。

隔年她推薦我去日本駐村，也獲得了Asia Cultural Concil的贊助。對於我們這種個體戶的創作者來講，蕭老師總是會給我們非常多的資源。2002年，也是透過蕭老師推薦，有了臺灣跟法國的交流，開始所謂的駐地限地創作——到一個地方住一段時間，用那個地方的材料，做符合那個地方的創作。從日本駐村到法國駐地創作的這些經驗，滿影響我後來很多作品的型態。包括窮困潦倒的一段時間，2005年蕭老師找我去做駐校藝術家——水源國小，資助我一年的駐校藝術家工作費，之後還辦了展覽。後來在2022年北美館幫蕭老師辦收藏回顧展的時候，因為我有一件小的作品模型在伊通展出時被蕭老師收藏了，北美館就邀請我把這件作品做成實體。回顧這整件事情，會覺得她在不同的時期，好像只是隨手做了一件事情，但其實在我一路的創作歷程裡，被幫助過非常多。回過頭來，我覺得她真的就是一個給予的人：她創造了一個環境、一個很好的生存系統——為臺灣的當代藝術家們。從我的觀點來講，這件事是非常珍貴的。

講到這次的文獻展，我要感謝竹圍工作室和聖閎老師的研究團隊，因為重新挖掘文獻我才發現：這件作品創作年代一直標示錯誤。我的CV上一直寫錯，連已經出版的書上面都是錯的。因為那一年我的生活實在太混亂了——貧窮藝術家的日常就是這樣，我後來回頭算，那一年我做了六個展覽。所以藝術家的記憶也是不可靠的，因為聖閎老師和團隊在文獻上的不懈考察，才能夠挖掘出這麼重要的錯誤。

檔案的力量：研究者的視角

呂佩怡：我的視角可能跟前面三位不太一樣，我比較像是研究者。2010年之前，竹圍工作室對我來說比較像是去看展覽、參加開幕——大家圍著火爐烤肉、喝酒，可以鬧到非常晚，因為附近就是一片荒地。那個印象很深刻：臺北居然有一個地方讓你非常自在，可以非常真誠地跟藝術家交流、一直討論到半夜，隔天再離開也沒有人有任何意見。對藝術家、對寫評論的人、對研究者、對藝術行政者而言，那可能都是一個非常棒的環境。

2010年我從英國回來之後搬到竹圍，住在北藝大後面，才對竹圍工作室有比較具體的身體經驗——散步會經過它，作為社區居民的一部分，路上也許會遇到蕭老師。2010年他們在做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作為社區居民、觀察者、研究者，我覺得那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機會：你可以在藝術行動進行的過程中就近觀察，甚至取得第一手資料，知道什麼活動在哪裡、你該什麼時候出現在什麼地方。這樣的經驗對於書寫這一系列的東西，我會覺得是一種特權。如果沒有住在竹圍、沒有認識竹圍工作室、沒有作為這個藝術行動的觀察者、沒有想把藝術行動記錄下來的念頭，事後要回頭書寫這樣的東西，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務。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裡這麼多人的參與——大家親身見面、早餐會、一起吃飯聊天——那些非常獨特的片段，跟我早期參加竹圍開幕的經驗有類似的呼應。這些片段要怎麼被記錄下來、重新被認識？對研究者而言是非常艱難的任務。如果沒有親身參與，只憑時間過後的一些記錄資料去做研究，太難了。而如果這些研究資料沒有被整理出來，或者你找不到它，所有的研究都不可能出現；研究沒有出現，當藝術史要書寫的時候——各種書籍、大事年表要彙整的時候——所有東西都缺席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機構打包對整個工作這麼重要。對研究者而言，這些檔案的留存，以及它怎麼被保存、整理——整理到一個研究者可以進去、可以找到東西的狀態——對於未來怎麼把這些重要的事件、重要的價值串聯起來、重新評估、重新列在重要的位置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呂佩怡於座談發言。攝影：王俊棠

除了書寫環境藝術行動之外，我也很關注北縣文化中心那一系列跟環境藝術有關的展覽。我在書寫1997年《河流》的時候找了很多資料，從報章雜誌的一篇文章裡看到：為什麼1997年的《河流》可以有北縣文化中心、竹圍工作室、伊通公園、帝門藝術基金會等好幾個地方公私協作，有那麼多亞洲藝術家的作品在臺灣展覽？在那之前，我們跟亞洲的關係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

我今天看了展場的年表，發現：原來是蕭老師在1996年到美國參加了一個研討會——Global Art Project，他們辦過三次，蕭麗虹參加的是第二次（編註：年表上的Global Art Project 是跨國藝術家交流平台，並非促成「河流」展的機緣。這個機緣是1996年三月蕭老師參與東京「亞洲邊緣」Asia Edge的一場座談會，然後是年底在紐約亞洲協會Aisa Society「亞洲當代藝術：傳統與張力」展覽的研討會上，矢志促成亞洲的連結。）。在那個場合裡，許多亞洲藝術家討論到：九〇年代末的國際環境裡，亞洲藝術家非常難以發聲，所有東西好像都必須透過歐美再被呈現、被選上了才可能成為重要藝術家，而亞洲跟亞洲之間其實沒有任何連結。蕭老師和他們在1996年的研討會裡相遇，把日本、香港還有東南亞的藝術家連結在一起——透過日本藝術家從日本找經費、透過香港藝術家從香港找經費，也把東南亞藝術家拉進來，《河流》這次展覽才能這麼豐富。如果沒有蕭麗虹老師的串聯，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1996年春天參加活動，1997年春天《河流》就展出了——非常迅速，像女超人般的精神和行動力。

這些東西必須透過很多很多的資料整理，可能也需要訪談資料，才能把蕭老師怎麼樣把亞洲這些節點串在一起這件事，做更準確、更深刻的研究。我現在在追的就是：亞洲的國家們怎麼在九〇年代開始被連結在一起？到後續像蕭老師做的藝術村這種非常實際的行動——提供空間給藝術家，把一次展覽的相遇拉長成三個月，讓關係建構得更深刻。這些人回去之後，也許也開了空間。我最近聽到很多這樣的故事：來臺灣駐村之後受到啟發，回去就開了空間。類似的故事層出不窮，也許很多都是受到竹圍的啟發。這些都必須透過檔案資料慢慢挖掘，一點一滴，再去找到那個人、做訪談，整個故事才可能有一個面的串聯。所以非常希望後續的檔案資料可以有一個更妥善的環境去保護它，也有一個很好的平台——研究者非常仰賴這些東西。沒有資料，我們就是零。非常希望這些檔案可以持續公開給大家使用，讓蕭老師的精神持續發揮下去。

繼承與傳承：從整理到出版

陳彥慈：雖然我沒有列在與談人裡，但我其實曾是竹圍工作室的實習生之一——從實習生一路待到現在。因為老師的離開，我也繼續試著把自己在竹圍工作室學到的東西，透過檔案的整理傳遞給更多人知道。至少透過今天這個場合，我們有稍微邁出一步。

剛才老師們分享的時候，我心中有很多想法——包括擔任實習生時老師的鼓勵，成為工作人員之後老師的提醒。我跟前面幾位總監的狀態比較不一樣：我是很晚期、老師生病之後才開始擔任營運總監，能跟老師討論的時間比較少。後期跟老師工作，很多是用電話——她針對事情給出決定，我們再去討論。她後來花比較多時間在思考竹圍的轉型，還有竹圍如何收尾這件事情，我們討論比較多，所以才有後來整理檔案這件事。

我還想提的一件事情是：蕭老師對非科班出身的人有很大的包容性。像我個人，還有曉雯姐，我們都不是藝術科班出身的——我是文化資產維護系。我擔任竹圍實習生的時候，指導教授問我：你選竹圍工作室實習，你可以跟我說竹圍工作室跟文化資產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嗎？那時候我回答不出來。十年之後，我現在知道怎麼回答了——因為我現在在處理一個藝術的文化資產。雖然它到現在可能都還很難被認定為法定的文化資產，但它所帶有的文化價值，是很多人都認同的。至少經過了這段時間，我好像找到了自己在竹圍工作室的意義。

另外，透過檔案整理的過程，竹圍創藝的團隊獲得了過往藝術行政比較沒有機會接觸到的視角——蕭老師的個人檔案。一開始我們整理的是機構檔案，只針對竹圍工作室、竹圍創藝本身，沒有預料到蕭老師會在2021年8月過世。老師的家人其實完全不了解藝術，也不知道老師在做什麼。蕭老師過世之後，很多人在臉書上緬懷她，寫出跟她互動的過程——她怎麼在年輕藝術家低潮的時候給予支持、去看藝術家的展覽、透過收藏支持他們走創作這條路。家人是在那個時候才告訴我：我們是現在才知道，原來老師在做這些事情。所以我們要怎麼協助家屬認知這些東西的價值？我們花了滿多時間溝通，也要處理法律上的問題。這個過程中真的受到很多人的幫助，我們才有辦法一步一步走到這裡。

透過家屬委託竹圍創藝一起整理蕭老師的檔案，我們有機會回頭去看蕭老師作為策展人、作為藝術家的時光。蕭老師是香港人，嫁來臺灣，本身也不是科班出身；當時的環境對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其實不會保留那麼多空間。也因為這樣的境遇，她願意給很多非科班、但願意進入藝術圈的人很多機會，帶出了很多藝術家跟藝術工作者。我們在整理的過程中，慢慢了解老師的生平和價值觀，最後是如何影響和形塑了竹圍工作室的整體關懷。這部分也希望在後續的講座或出版中，慢慢帶出來。

現場交流

姚瑞中於座談發言。攝影：王俊棠

姚瑞中：蕭麗虹是陶藝家、藝術家，是我有幸一起展出過的前輩資深藝術家。1999年臺北雙年展的時候她展出過《老梯子》，那時我也有參展。她跟范姜明道、陳正勳老師在竹圍先弄了一個電窯。我們參加的是1997年中元節的《非常牛》——那個展的作品，最後全部燒給好兄弟。我做的作品是一個冰塊，冰塊上面有一個碑，碑上寫了金剛經的詩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最後化成一灘水。當時所有的事件都是交錯在一起的——華山抗爭事件、河流的治理、九〇年代中期《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後來包括寶藏巖也是有關的。要想想那時候捷運還沒通車（2000年才通車），竹圍周圍常常淹水，也常常有很多實驗藝術在那裡發生。總而言之，當那群人全部聚到一起，就開始有很多新的想法。

還有，竹圍是最早做所謂環境藝術的——現在流行的那些，其實國外二、三十年前就在做了，竹圍也很早就做，只是這個價值好像沒有被談出來：人類世、環境保護的問題，她非常早就開始；還有很多關係美學的東西，也很早就做，只是好像沒有人去談這一塊，包括樹梅坑溪也是這個脈絡下的參與。總而言之，她就是一個菩薩：自己的作品都不做了，幫大家找資源、找連結、找空間。所以大家都很感念她——這也是今天有這麼多人的原因。

還有我剛從波蘭回來，在華沙美術館看到一件作品：一個行為藝術雙人組，把他們自1978年以來的創作記錄做成一個檔案櫃的形式，用硫酸紙一片一片整理起來，放在美術館裡展示，是一種半開放式的研究方式。我剛才想到：如果把竹圍工作室過去的檔案整理之後，做成一件作品，捐給美術館或圖書館，讓人可以研究——因為原本的檔案如果消失的話，很難證明它曾經存在過；而數位化容易被竄改，AI也可能生成假的東西，所以歷史的考據跟訓詁，還是有實體文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真的找不到地方存放、家屬要處理掉的話，是不是有別種方式讓它藝術化，或是變成一種作品的方式捐贈、被永久典藏？

《蔓生・衍續：竹圍工作室的根系網絡與文化實踐》展覽現場。攝影：王俊棠

觀眾提問：有點好奇，為什麼藝術家到了晚期，會想要書寫自己的藝術史？這是蕭老師自己的想法嗎？在臺灣藝術史的整體之下，它會變成什麼樣的定位？

陳彥慈：我不太確定這樣說是不是精確——蕭老師本人應該沒有特別意圖要被收進藝術史裡面。她比較像是覺得，自己做過的這些事情，或許可以讓後面的人少繞一些路。她曾經講過一段話：當她走上藝術這條路，她覺得路很難走，所以她就開始試著把一些石頭搬走；搬著搬著之後，她就忘了自己其實是要走這條路的人——她變成一直在為後面的人把石頭移走。她本來是創作者，走上創作這條路的時候，發現自己不管在資源上，或者作為非科班藝術家，遇到很多障礙。所以她透過體制內或體制外的方式、透過協商、透過衝撞，試著為後面的人移除一些障礙。比如說，以前藝術家在身分證上沒有辦法登記為職業；後來透過視盟去爭取。又比如組建女性藝術協會——當時女性藝術家在創作時遇到很多困難，透過協會讓大家可以抱團求生，凝聚聲音，讓政府發現原來有一群藝術家的需求需要被看見、被處理。要說她有意識想讓自己變成藝術史的一部分嗎？我覺得她可能沒有這個意圖，她只是在做當下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當然，這是蕭老師本人的想法。那作為我來說——我在這裡看這些檔案，剛好有這樣的機會，看到竹圍工作室的檔案即將可能因為沒有資源而無法保留，所以我試著去找不同的資源。我的意圖是為了讓老師的東西進入藝術史嗎？其實也不見得。比較像是：竹圍工作室所做的這些事情是有價值的，它對社會的影響是存在的——難道我要就這樣放手讓它消失嗎？我是站在那樣的一個節點上。所以我希望保存這些檔案，讓老師做過的事情能夠被更多人看見。不是為了追求藝術史上對蕭老師的定位，而是需要讓以後的人有機會可以追溯這件事情。之前我們討論出版時也談到：為什麼一定要出版？因為出版要申請ISBN——各位研究生應該知道，研究文獻要能夠出版、可以被追溯、可以被研究，對研究者來說才有辦法產生意義，才能知道過往累積的東西怎麼延伸成更多新的研究。所以，這是一個藝術史的目的嗎？我覺得應該不是。

潘娉玉：我跟蕭老師的關係比較間接一點，但剛好那位同學問了這個問題，我覺得我有一個經驗可以分享。從竹圍工作室1995年開始，我大概前後那個時間大學畢業，所以一直都有看到竹圍的發生和改變。上個學期，我因為教育部的一個計畫開了一門課，叫「環境藝術與自然專題」，是一門創作課程。開課之前我在想，應該找誰來為這門課開啟一些經驗的分享。我想到兩個案例——北藝大就在關渡，有兩個非常著名的例子：一個是關渡自然公園的國際自然裝置藝術節，另一個就是竹圍工作室、蕭麗虹老師跟吳瑪悧老師一起做的樹梅坑溪計畫。

《蔓生・衍續：竹圍工作室的根系網絡與文化實踐》開幕導覽。攝影：王俊棠

樹梅坑溪計畫進行的時候我非常忙碌，一直收到訊息，但沒有機會參與——可能跟後來一些沒有參與到竹圍工作室的年輕人有類似的經驗，就是比較間接地知道一些事情。因為這門課程，我們直接邀請吳瑪悧老師來演講，介紹整個樹梅坑溪計畫；我還請她做了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帶我們的學生走樹梅坑溪。她說從上游走到下游太辛苦了，不然我們從中間走。她就從中間開始，一邊走一邊講。前面一個多小時已經把整個概況講完了，但實際走的時候是非常在地的——從我們學校後面就可以走下去，同學們在那邊上課，也都沒有這樣走過。從中間一直往下走，走到我們北藝大學生喜歡覓食的竹圍區，就會知道：原來這條大家覺得非常不起眼的溪流，其實有非常多的狀況。

這個案子已經結束了，但它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環境藝術案例，透過不停地分享——不管是平面的檔案，或是藉由各式各樣的研究者、可以述說它的人——我們很幸運請到吳瑪悧老師親自來講，當然就非常不同。可是我覺得，它後續的影響力一直都會存在。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保存它、研究它、不斷地述說它的原因。—[S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