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欣蘭（Rngrang Hungul）是來自花蓮銅門部落的太魯閣族藝術家與影像工作者，長期以影像作為田野研究與創作的方法，持續關注當代原住民在文化、信仰、性別與土地關係中的生命處境。她的作品多從自身家族與部落經驗出發，透過女性的觀看位置，細膩記錄狩獵、祭儀、夢境與日常生活等經驗，並將個人生命史轉化為思考太魯閣族文化當代性的創作實踐。2020 年至 2026 年間，她陸續完成《Mgaluk Dowmung—正要連結銅門》、《我是女人，我是獵人》、《揹獵物的女人》、《山上的人》與《Rmbung balung 埋蛋記》等錄像作品，逐步建立出一條以家族、土地與祖靈為核心的影像創作路徑。
這次的訪談為國藝會現象書寫「神秘女性主義」計畫，以性別議題作為起點，扣聯至藝術家的創作歷程與理念。以下的訪談由欣蘭為第一人稱作的整理，透過她對女性獵人、部落性別結構、家族狩獵史，以及信仰與夢境經驗的敘述，呈現其如何思考性別、身份，以及人與自然及祖先之間的關係，並重新理解當代 Gaya 的意義，依此形成其獨特的影像方法與創作倫理。
早期經歷的性別差異期待
我過去經歷到的性別差異對待，主要出現在原住民紀錄片圈。原住民紀錄片領域的女性導演一直都非常少。十位紀錄片工作者當中，大約只有一到兩位是女性。以往的評審也大多為男性。我在許多互動和評價明顯感受到一種以性別為基底的懷疑；他們未必會直接說出「因為你是女性，所以做不到」，但仍不確定我是否有能力把一部片完成。身為女性，我感受到自己被放在一個需要不斷證明能力的位置上，彷彿因為你是女人，所以別人更容易懷疑你的執行力、持續性或專業性。也因為如此，那段日子我總反覆自問：自己是否該繼續握著攝影機，在這片土地上記錄下去？此外，早期的紀錄片傳統似乎也更偏好一種較為男性化的敘事方式：談到什麼議題，就必須拍到什麼畫面；作品需要有明確的論述、強烈的衝突，或足夠震撼的內容。相較之下，女性導演的作品往往被認為過於感性；她們所關注的感受、關係與細膩經驗，往往較難被看見或理解。
余欣蘭 Rngrang Hungul，藝術家提供。
相對而言，當代藝術圈對女性創作者有更多的尊重，也比較願意從作品本身出發，而不是先以創作者的性別來判斷她的能力。例如，我在創作與母親有關的作品時，幾乎沒有人特別拿「女性導演」這個身分來評價我。或許是因為作品本身所處理的議題已經足夠鮮明，也足夠具有力量，因此觀眾和評論者更關注作品談了什麼，而不是創作者的性別。在某種程度上，作品的議題性超越了創作者的性別身分。
我所感受到的這個性別差異，可能也與紀錄片工作與當代藝術創作的勞動性質有關。在許多原住民部落裡，大家普遍還是會期待女性不要經常在外奔波，而是留在家庭或部落之中從事比較符合傳統女性角色的工作。紀錄片的拍攝需要長時間在外面走動、交涉，而當代藝術的創作，其實可以在家裡或是自己的工作室進行創作。在這個狀況下，部落裡會比較接受女性從事當代藝術的創作，而對女性的紀錄片工作者，比較會投以異樣的眼光。
不過這些性別的差異期待，在我自己的太魯閣族部落裡相對沒有那麼明顯。在太魯閣族部落裡，我們比較傾向各自過自己的生活，性別之間的界線沒有那麼強烈。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與太魯閣族長期處於遷徙與移動的狀態有關。自日治時期，太魯閣族便被迫經常在不同地方之間遷徙，沒辦法像其他原住民族形成集中的大家族網絡。雖然我們也有大家族的概念，但往往會分散成許多小家庭，而每個小家庭都必須依靠自己的能力生存。因此，太魯閣族的生活重心比較傾向於家庭單位，也不會像其他原住民部落有著比較強的家族約束力。
像我們自己家裡，就更加地沒有男女之分了。我爸爸認為，在家裡沒有哪個性別要做什麼工作的區別。只要是需要做的事情，不管男女都應該學會。原因是在他那一代，很多部落男性都外出做工，而當時原住民大多只能從事最危險、最辛苦的工作。很多人不是受了重傷，就是半身不遂，甚至因此喪命。我爸爸親眼看過太多這樣的例子，所以他一直認為，如果有一天男人倒下了，女人就必須能夠撐起整個家庭。也因為如此，我爸爸會鼓勵我媽媽什麼都學，也支持我媽媽去打獵。
女獵人：媽媽與外婆的經歷
我媽媽其實從小就對打獵很有興趣，而這份興趣其實來自我的外婆。外婆是日本時代出生的人，她從年輕時就已經開始使用獵槍。這其實是違反太魯閣的傳統 Gaya。Gaya，簡單地說，是族人應依循的生活方式與原則。按照傳統的 Gaya，男生跟女生有明確的分工；男性的工作是打獵，女性的工作則是織布。即便如此，我的外婆還是拿起了她父親的獵槍，在父親的教導下開始在山上打獵。而外婆的父親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外婆是家裡唯一存活下來的孩子。
媽媽 Heydi Mijung 與外婆 Sobay Mona 合照（手持傳承的百年獵槍），藝術家提供。
當時日本人來到臺灣，帶來瘧疾等疾病，許多生活在山上的孩子都因此去世，家裡的孩子最後也只剩下外婆一個人存活。於是外婆的父親更加堅定地認為不能再失去唯一的女兒。他對外婆說：「我把這把槍交給你，是因為我擔心你在山上吃不飽。不能只吃野菜，你必須學會打獵。雖然你是女孩子，按照 Gaya 來說有很多禁忌，但我更希望你能夠活下去。」他把他所有的狩獵知識與自己獵槍，都交給女兒，希望她能夠依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下來。他告訴外婆，不論她是不是女性，這都是她必須面對的人生考驗。真正重要的，不是性別，而是是否能夠得到這片土地祖靈的認可。因此，她必須親自走進山林，透過打獵去證明自己。後來，外婆真的成功獵到獵物。這代表 Gaya 並不是一套僵化的規範。當一個人真正實踐了 Gaya 所要求的倫理與責任，與土地、祖靈建立正確的關係時，她便會被 Gaya 所接納。
後來，日本政府推動集體遷村；有些家族比較願意配合，先遷了下來、擁有比較好的土地。有些家族則是性格比較強悍，不願意離開世代居住的山林，因此選擇繼續留下。我的外公與外婆就是這樣，但是後來他們也逐漸意識到，過去只要依靠勞力就能夠在山上生活，而在新的時代，下一代必須開始要念書、受教育，才能擁有在社會生存的技能。因此，外婆在三十六歲的時候，從山上搬遷到銅門部落。那時我媽媽十歲，第一次離開山上的生活。
我媽媽在十歲搬到銅門部落之前，幾乎都在山上，週六晚上會固定從深山走路去部落做禮拜。由於外公必須在山上照顧梧桐樹，因此家庭裡的許多事情都由外婆來負責。媽媽是家中的第三個孩子，上面有兩位哥哥，下面還有四個弟弟妹妹，總共有七個兄弟姐妹。雖然家中有長子，但外婆反而更希望身為長女的媽媽陪伴自己上山。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女性所承擔的責任：勞動工作落在女孩子身上，而男孩子往往被期待專心念書、接受教育。也因此，媽媽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一直跟著外婆生活、工作。她陪著外婆上山打獵、設置陷阱、種菜、砍柴，一起維持整個家庭的生活。對我媽媽來說，女性打獵一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因為媽媽從來不把自己當作女孩子來看。尋找食物與生存是唯一考量，性別從來不是限制。
然而，等到她搬到銅門部落之後，卻開始聽到來自其他家族不同的聲音。有些人會跟她說，女性打獵是違反 Gaya 的。但是這樣的說法並沒有真正影響我們，因為各個家族都有十分明確的傳統領域，每個家族依循自己的生活方式與 Gaya 實踐，彼此之間通常不會互相干涉。這也讓我意識到，所謂的 Gaya 並不是一套所有家族都完全一致的規範，而是始終與每個家族、每個人的歷史、土地與生活經驗，緊密相連。它是在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中，透過土地、祖靈、家族與自身經驗，不斷建立起來的一種具體關係。
Gaya 的現代化
我認為在理解 Gaya 的時候，不能一直停留在文獻裡對「傳統」的描述。因為人是活的，文化也是活的。在過去，部落尚未被分散，比較集中，那時的 Gaya 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規範系統。在那樣的社會結構裡，每一個家族幾乎都必須共同遵循同一套 Gaya 的準則，像是部落中存在的共同責任機制（有點像集體承擔的概念）：如果有一個人做錯事情，往往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群體需要一起承擔後果。這種倫理與責任的連帶關係，是 Gaya 在運作的方式之一。因此，Gaya 像是一種全體共同遵守的生活秩序，每個人都清楚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而這些界線本身就構成了 Gaya 的核心。
媽媽 Heydi Mijung 抱著動物，藝術家提供。
但隨著時間推移，家族結構逐漸從大型的集體單位，分化成許多小家庭，Gaya 的形態也開始改變。它不再是單一、統一的規範系統，而是隨著每個家庭與個體的生活方式不同，而呈現出多樣的版本。畢竟，Gaya 本身就是和生活環境密切連動的，它和個人所在的土地、日常生活、行為方式是綁在一起的。在大型社群結構逐漸式微的現代，今天的 Gaya 已經是一種更為現代化、分化後的倫理與生活結構。Gaya 仍然是一種人與祖靈、土地之間非常私密的關係，只是這個關係不再完全建立在整個部落或大家族之上，而是更多地回到個人的生命經驗裡。我可能會有我自己的 Gaya，我哥哥有他的 Gaya，我媽媽也有她自己的 Gaya。當我們的行為符合它時，一切都是順的；偏離它的時候，就會產生某種「卡住」的狀態。像這個時候，我們會回過頭去思考自己做錯了什麼、是什麼偏離了規範。我們可能透過做夢，也可能透過向他人請教，慢慢理解自己究竟在哪一個面向與 Gaya 失去了平衡，或是哪一件事情「卡住了」。
很多人認為她去打獵違反了 Gaya，但我媽媽自己並不這麼認為。相反地，她一直覺得自己與 Gaya 的連結非常深，而且正是依循著她所理解的 Gaya 在生活。這正是我所說的「現代化 Gaya」：它並沒有消失，而是從過去集體共享的規範，逐漸轉變為每個人在自身生命中持續建立、實踐與理解的生活倫理。
部落裡的三種「靈」觀
現代 Gaya 的概念與運作方式，也跟部落裡的宗教變遷有些關係。在很多原住民部落裡，許多人已經信奉基督宗教；在虔誠基督徒的族人的理解裡，許多傳統習俗會被視為迷信。像是有其他原住民族的朋友，看到太魯閣族至今仍然保留殺豬祭祀、祭拜祖先等傳統儀式，常常會有所質疑，認為我們這樣的做法代表信仰不夠堅定。但對我們來說，這並不是信仰是否堅定的問題，而是我們理解文化與祖先關係的方式不同。
例如，我媽媽是虔誠的基督徒，但是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基督宗教與傳統原住民族宇宙觀的結合。在基督信仰還沒有進入臺灣之前，太魯閣的族人其實早就相信一位「大神」的存在，我們稱為 Utux Tminun —-「編織大地的神」。Tminun 是「編織」的意思，這位大神被視為創造整個生命與編織世界秩序的來源。在這個意義上，祂和基督教裡的上帝非常接近，只是名稱不同。也因為如此，基督信仰在部落中很快就被理解與接納，甚至逐漸取代了部分傳統信仰。
媽媽 Heydi Mijung 與動物，藝術家提供。
我父母所認為「靈」（Utux）可以區分成三種。第一種就是創世的神、至高無上神，我們稱作「Utux Baraw」。過去的老人家在還沒有接觸到西方信仰之前，深信祂就是我前面說的、照應著人們的靈魂的「Utux Tminun」（Utux Baraw 字面的意思「至高的神」、Utux Tminun 字面的意思是「編織之神」）。如今有基督信仰的人，則直接視祂為上帝。對於像我媽媽這樣的基督徒，這樣的大神（上帝）是內心精神力量的來源、是心靈的支柱。我媽媽常說，一位獵人進入獵場時，心一定要很正，也要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如果你心裡一直想著外面的事情，或被各種煩惱干擾，在山裡的每一個行動都可能受到阻礙。例如，明明帶著槍進山，第一發子彈卻突然卡住；或者動物明明已經距離你九十、一百公尺，非常接近了，你卻始終打不中。動物其實能感受到人的狀態：牠會知道今天你的心是亂的，知道你不會打中牠，甚至會放心地出現在你面前。因此，獵人進入獵場之前，最重要的是讓心保持平靜。心越亂，腳步就越亂，槍也會越射不準。有基督信仰的人，會透過禱告，向上帝祈求心靈平靜。如果沒有宗教信仰，則可能會把自己的祖先當作心靈上的依靠；他也許心裡會記得某一位祖先的名字，在需要力量的時候尋求祂的幫助。
第二種靈（Utux)，是土地的靈（Utux ddxgal），指的是曾經在這塊土地生活的人。他們過世之後，靈仍然會留在那片土地上。也因此，每座獵場會有專屬那片土地的靈；當獵人走進那片獵場、踏進那塊土地時，就會要向那片土地的靈表示尊敬。我們會灑一點酒，或者放一支香菸，作為對土地之靈的敬意，希望祂能替自己開路，保佑自己不要受傷、一路平安。簡單地說，支撐一個人內心的力量是上帝（至高神）；保護獵人在獵場平安的，則是土地的靈。依照我媽媽的理解，我們並沒有「植物也有靈魂」這樣的觀念。至於動物，我媽媽認為，所有的動物都是祖先透過土地賜予獵人的，是土地的靈所給予的恩惠。當然，這只是我媽媽的理解；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國家的原住民族，對這些事情可能有不同的解釋。
第三種靈（Utux)，是祖靈（Utux rudan），也就是自己家族裡已經過世的長輩。例如祖父母。當他們過世之後，就會成為祖靈，仍然陪伴著家族。換句話說，人死之後其實並沒有真正離開這個世界。他們仍然存在於這個世界，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如果是自己的祖先過世，我們還是會與他們保持關係，並且透過祭祀，來表達我們的感謝，維繫自己與祖先的連結。當一個人做錯事情的時候，最先提醒你的，通常是自己的祖先。祂們會透過夢境，告訴我們最近是不是有什麼不好的狀況。有時候，夢裡的訊息比較難以理解，就會需要像東冬這樣這樣具有巫師身分的人，協助家族與祖靈之間建立溝通。如果真的做錯了什麼，也會幫忙詢問祖靈需要進行什麼祭儀，再透過獻祭，把不好的事情化解掉。如果一個人本身會解夢，其實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成為自己家族的小祭司，替自己的家庭理解祖靈所傳遞的訊息。對於一位獵人，祖靈也會在打獵之前，透過夢境給予指示或提醒。例如，當一位獵人決定某一天進入山裡查看陷阱，但前一晚卻做了一個很不好的夢，那很可能是家族的祖靈給自己的警示，提醒他今天進山要更加小心。
Gaya 與創作
以前我並不知道什麼是 Gaya。一直到回到部落，開始跟著媽媽、弟弟一起進入獵人的生活之後，我對 Gaya 才有了真正的體會。也是回到部落之後，我才真正和土地、和祖靈，重新建立起連結。我現在的作品，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我和 Gaya 一起完成的創作。因為我開始明白，我真正服務的對象是祖靈，而不是任何特定的觀眾。我創作、拍攝的對象，也始終都是祖靈。
儀式後埋下鴨蛋，藝術家提供。
在製作這次用鴨蛋來與祖靈做交換的獻祭儀式的作品《Rmbung balung 埋蛋記》前，我就一直跟祖先說，我現在已經準備要做這件事情。如果在創作過程中，我做了不好的夢，或者做完夢之後，我在現實生活裡接連發生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就會暫停下來，重新思考。
而在拍攝的過程中，我的確親眼見證了很多事情。例如放完鴨蛋之後，真的有很多動物走進陷阱；甚至在正式放鴨蛋之前，祖先就先送來了一隻大山豬。我哥哥一路拍攝整個過程，他一直覺得事情都非常順利和幸運。哥哥和媽媽都說，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因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一直都得到很好的保佑。媽媽其實很能感同身受。所以我堅信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我只是代替祖先表達祂們想說的話，作品是祖先透過我說話的一個管道。我的創作從山上開始，服務的對象是祖靈，真正想說話的是祖先，我們只是這個世界上的傳達者而已。
我一直生活在這樣的體系裡，因此我始終不知道，「藝術家」這個身分放在我身上，到底是不是合適。或許只是因為這個時代缺少了一些東西，而我剛好在補充那些缺少的部分。我相信，只要相信有這樣一種超越自己的力量存在，它就會成為你與某種存在之間的連結。無論它有沒有生命，只要你相信，它就能成為你最重要的力量來源。—[S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