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悅全（Jeph Lo）透過書寫與策展，為台灣當代藝術發展出討論聲音歷史的脈絡。例如在立方空間籌劃的聲音節目《話鼓電台》，視覺化的聲音系譜《聲軌：台灣現代聲響文化資料庫》，以及 2021 年於台北當代藝術館策劃的《聲經絡》展覽，後兩者用年表的方式帶領觀眾探索台灣過去聲音的政治與歷史細節。這次的訪談邀請 Jeph 從他對聲音的觀察以及策展經驗出發，回顧聲音媒介的過去與現在。本篇文章節錄並改寫自2022年6月聲介面團隊與 Jeph 的對話。
聲音的價值與交換
首先談到聲音的去中心化，我很直接的想到一個成語：「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號有兩種功能，一種是可以作為音樂吹奏，另外一種是用來發號命令的軍號，這就代表了聲音的兩種用途：傳遞訊息與傳遞情感。同時也描述聲音的兩個不同面向：一個是聲音需要傳遞出來，另外一個是希望有收聽者。之前我在當代館策劃的《聲經絡》（2020）有一個中心議題：聲音是一種戰場，聽者要在哪裡去找到他要的聲音？聲音互相爭奪聆聽和發聲權，回到我剛才說的一人一把號，為什麼會希望說有一把號讓大家都聽你的？所以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聲音就是一個戰場。
我們就談音樂的作用好了，在沒有錄音機的時代，大家聽音樂到哪個場合？一定是一個現場的音樂演奏或演唱的場合，也就是說，古代「聽音樂」這件事很難獨自一人，當時這種聆聽天生就有群體性。現在有了錄音技術，聆聽音樂的時候可以一個人，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聆聽音樂已經不一定具備群體性。而在古代，音樂作為一種商品，並不是買賣「音樂」這種「東西」，而是買賣音樂演唱人的勞動。若說有可買賣的「東西」的話，那大概只有樂譜。到了現代，因為聲音透過媒體而脫離了它的原本發聲體，變成一個可獨立存在並可被買賣的「物」，像唱片、卡帶。聲音可以成為物這件事，大大改變了人對音樂的概念和想法。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就是，最近音樂它突然又失去作為「東西」的特質了，因此也改變了它作為商品的價值。這件事情從 2000 年之後開始發生，2010 年後到達一個高峰－－網路的聆聽興起，唱片業直接崩盤。以前聽音樂是要花一筆錢的，至少比吃一餐飯貴幾倍。一張專輯要花300塊，這是當時 CD 的價格，或是要150塊，這是卡帶的價格。不知不覺中，音樂像開水龍頭一樣，可以幾乎免費地從網路上直接聽到，並且應有盡有。當然，以前廣播的音樂也像開水龍頭，但現在網路串流不必受到廣播節目時間的限制，任何時刻都可以隨選隨聽。所以「聽音樂」跟「買唱片」的關係已經消失了。到造成第一個結果就是，大家對音樂的價值的概念又改變了－－它不再是需要錢去買賣的「東西」。
另一個有趣的變化，是年輕一點的聽眾對於「專輯」（一位藝人階段性創作的集合）這個概念已經越來越模糊。我問了幾位剛剛上大學的小輩朋友，他們聽音樂是這樣聽：在 YouTube 或Spotify 這類串流軟體上聽到有一首歌不錯，串流介面上會推薦其它相關的歌曲，他就點進去聽，一首接一首。但他們不一定是無腦、被動地去接受這些音樂，也會在意重金屬、嘻哈、後滾…等等的類型和風格所代表的意義。但是在這種狀態之下，聽歌的脈絡是跟著串流介面以演算法所作的「推薦」走的。這些被演算法抛出的音樂，在時間脈絡上是完全是扁平的，年輕聽者漸漸不太在意「專輯」的概念和藝人的成長過程。這是音樂傳播方式改變以後，一代人對音樂的觀感連帶受其影響。
這當然也直接影響到音樂的價值，甚至影響音樂的創作。而在這個音樂難再以「物」的形態呈現其價值的時代裡，音樂者創作者已無法藉由「賣唱片」獲得收益，那他們如何從創作得價值的回饋呢？據我所知，從串流平台所能獲得的收入是極微薄的，特別是那些名氣不大的創作者。關於這部份，目前有三個出路：一是現場表演的體驗經濟對藝人與聽者都比過去更加重要；二是復古，藝人仍會出版販售少量黑膠唱片或卡帶，供樂迷蒐藏－－但不一定是拿來聆聽；第三，有些網路行動者試圖藉由 NFT這種區塊鏈技術，重新建立具稀缺性的「音樂的擁有」，進而成為另一種不具實體的可交易物。
聲音的策展
我做的《聲軌：台灣現代聲響文化資料庫》網站，是嘗試以線上策展的方式，去討論「現代聲響文化」。標題裡的「現代聲響」，是以 Murray Schafer 所提的「聲音分裂」（Schizophonia）－－二十世紀初，廣播、錄音、唱片等等的現代科技的發明，使聲音得以被儲存、傳播和交易，聲響因而脫離它原始的發聲體，不再與其有關－－作為出發點，並以台灣現代化過程的政經歷史為背景，以年表為主要敍事，試圖從中展開一些關於聲響文化的議題。在這裡，我的策展實踐還是具有當代藝術的意義與企圖。
但如果廣義地去談「策展」，現在在網路上容易取得各式各樣的影像、聲音和音樂，這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像廣播節目的 DJ一樣去營造和策劃特定主題的聆聽情境，或許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聲音的策展。例如 Spotify、KKbox這類的串流介面，都提供曲單分享的功能。這些龐大的音樂資料庫，有一種潛在的使用方式，是藉由曲單的建立去重新建構一種敍事，這就很接近於策展。在當代藝術裡對策展的認知，是把藝術品放在一個特定脈絡上，重新活化它，讓作品可被觀眾用不同的角度去觀賞。在串流音樂平台上建立曲單，就有接近策展。但我只是說利用串流建立曲單有作為策展的潛力，在現實上，音樂串流媒體上的曲單，絕大多數都只是功能性的情境營造，像深夜讀書、下班後、週末咖啡館、峇里島的旅館….等等。
聆聽的其他面向
即便網路聆聽已滲透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但社會性的聆聽並沒有消失，比如說參與演唱會，如前所述，它對當今的年輕人來說是更為重要的群體儀式。另外一種近年新出現的社會性的聆聽，例如 TikTok ，短視頻的創作者時常會使用同一種音效，瀏覽者會不斷地重覆聆聽到，它變成一個迷因的聲音。如果在一個場合突然把這聲音丟出來，大家都一定會大笑，因為我們對這個聲音有共同的記憶。但我們不是在同一個時間段、同一個地點聽到，而是在個人各自的快速網路瀏覽過程聽到。這種社會性聆聽與過去現場、廣播或電視都不同，因為它被聆聽的同時性已被打碎，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於集體的聲響記憶。
當然還有一種當代的聆聽經驗，是連視覺和身體體驗都要去除的「純粹的聆聽」，這個比較是聲音專業或聲音藝術在談的觀念。約莫在 2005 年到 2015 年之間，臺灣聲音藝術家特別著重討論「純粹聆聽」的演出形式。那時候的聲音藝術表演常常是燈光暗下來，藝術家在臺上操作著筆電發出或細微或巨大的電子聲響，幾乎沒有其他動作。大概十幾二十分鐘之後，演出者把筆電蓋下來以示演出結束，觀眾鼓掌，就這樣子。純粹的聆聽現在仍是聲音藝術會採取的表現形式之一。
另外，在當代藝術的使用上，聲音已經成為許多視覺藝術家都能熟練運用的媒材，這當然這跟工具的進展和普及有絕對相關。立方剛開始在做話鼓電臺計畫時，邀請的參與者有許多不是聲音藝術工作者，他們可能是只是對做廣播節目有興趣的一般人。我們原本很擔心大家不會剪接聲音，所以開了一個工作坊，也做了錄音室，請聲音藝術家澎葉生來教大家怎麼錄製聲音和使用剪輯軟體。很有趣的是，經過很簡單教學之後，大家都能很快交來幾段還不錯的廣播節目作品。
十多年前 podcast 剛誕生的時候，我自己做過 podcast，有些朋友找我教他們怎麼錄音和剪輯，但很難教會。但現在，用手機剪輯錄影是無論老少都通曉的技術，可能比使用剪刀漿糊作勞作都熟練。而聲音的剪輯軟體在操作上，跟影像剪輯沒有太大差別。一般人都會的事情，就更不用講藝術家了。除了工具的操作上使用的熟練程度之外，藝術家也對聲音特性和掌控也更加熟練。就像說，我發現新一代的聲音藝術家除了錄製、剪輯和後製可以處理得很好之外，甚至對播放也具備相當豐富知識。播放端主要是音響學和空間聲學的問題，相當複雜，用什麼擴大器、哪種喇叭、喇叭要怎麼放…新一輩的藝術家都能很快地掌握。
媒介與治理
六、七零年代，有些搖滾樂會把一首歌做到二三十分鐘，這在當時已被視為前衛之舉，因為那時候大部份的流行音樂的歌曲大多只有三分鐘左右。這是因為唱片的大小的關係，早期七十八轉唱片一面放不到四分鐘。後來出現三十三轉密紋唱片，一面的容量可以到二十分鐘以上，使得前衛搖滾這種風格的出現成為可能。像我最早聽到最漫長的一首歌，是 Pink Floyd 的1971年的專輯《Meddle》那張專輯B面的曲子〈Echo〉，有二十三分鐘，差不多就是把黑膠唱片的容量用到極限。
但在唱片之前音樂又有多長呢？好比說一個歌手、一個歌劇、一個越劇、一個歌仔戲，在沒有媒體容量的限制下，歌者想要唱多長那就是多長。例如陳達他唱歌全都唱即興，只要一個題目給他，他就可以即興編詞唱出這個故事，聽說，要是不阻止他，這位老先生可以唱個幾十分鐘不停。反而是因為唱片出現去把歌曲的普遍形式變成了三分鐘，而我們現在也很習慣一首流行歌曲大約就這個長度。然後因為有LP的出現，又讓一張專輯可以延長到二三十分鐘，連續不斷。但是，就一首歌的長度來說，前衛搖滾比起陳達，又有多前衛呢？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這是史帝格勒所說的「科技是藥也是毒」的一個例子，錄音載體的長度限制有其缺點，可是也助長了某種美學表現形式的出現。
有關聲音的治理這件事情，在愛迪生發明留聲機的時候，他想像的用途其實不是聽音樂，而是用於教育。除了留聲機之外，廣播電臺和收音機讓聲音走向很現代。1920年代前後西方最早的幾家廣播電台，主要是在於娛樂用途。到了1930年代，但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發現了它的更大潛力：希特勒要去想對一群人發表他的演說，加上麥克風的話只能讓頂多一萬人聽到，可是一旦有了收音機和廣播，他想讓多少人聽到都辦得到。所以戈培爾在納粹宣傳部長任時期發展出一個政策，就是廉價生產大家都買得起的收音機，即使是工人都買得起。這樣子希特勒的治理的思想，就可以很容易的被傳播到整個德國任何一個地方。德國那時候可以在希特勒的號令之下，那麼團結和一致，跟收音機的使用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我們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就是做早操。曾有位台灣藝術家與東南亞的藝術家交流，他們聊到小時候也有做早操這件事情，後來藝術家去考查早操的歷史，發現都是起源於日殖時代，不管是東南亞或者臺灣都有這段歷史，日本人規範治理人民身體的方式是做早操，要求學校與政機關以收音機定時去接收和播放來自於日本電臺的早操歌。好比說，在早上7點的時候一起播放，大家依照收音機的指令與音樂節奏開始做早操。這有兩個可以思考的重點，一是聲音的治理，二是時間的治理，用聲音去規範化殖民地人民的身體。最重要是，這種治理手段形成了身體和聲音的共同記憶，不管是台灣或者東南亞，這種規訓現在都還存在。
聲音的去中心化
要討論聲音「去中心化」前，必須要談是相對於什麼東西的去中心化，和它要怎麼去中心化。我小時候，約莫是1988年，曾訂閱《搖滾客》這份雜誌，它內附一卷錄音帶，內容是有DJ向聆聽者介紹小眾的地下音樂，都是廣播電台裡不會播放的歌曲。這其實就是把錄音機廣播節目變成了錄音帶。我們可以說，這卷錄音帶就是對於廣播電台去中心化。因為電波是被管制的，只有少數人可以作廣播節目。有了這種錄音帶式的廣播節目，只要會錄音，就可以自己做自己電臺的DJ。也就是說在這種去中心化，它的辯證的中心對象就是廣播電臺。這種中心與去中心的辯證發生在許多領域。又好比說就像說音樂產業裡的所謂的「獨立廠牌」，它所針對的中心指五大唱片公司所掌控的唱片行，生產、行銷的整個系統。獨立牌廠為了擺脫這個系統，自行建構出自己的生產網路和銷售網路。
截至今日，討論音樂的去中心化，它的辯證對象又是什麼呢？中心在哪裡？如果單就是音樂傳播來講，我覺得，現在的中心是 Spotify、是 KKbox、是 YouTube。但在這個以串流平台構成的音樂傳播系統裡，要談「去中心化」有些困難。因為音樂家要發表自己的音樂都很容易，就技術來說，任何人的聲音都可以被聽到。可是仔細去看這個系統的利益分配，卻還是很中心化的，只能來自於 Spotify 或者是 KKbox 或是 YouTube 的點閱率跟廣告費之類的。這點我們前面也有談到，在此就不贅言了。–[SCR]
